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纪念戈宝权先生逝世十周年

 

周启汶

 

戈宝权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周年了，但他的英名、他的业绩、他的等身译著、学术论文流传于世，光照千秋。先生终生笔耕不辍，翻译过俄国、前苏联、东欧以及其他各国的文学作品五十余种，而且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就一直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鲁迅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获得国际与国内多项荣誉称号。今天我们纪念他，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所做的贡献；纪念他，把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命运融为一体所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家的高风亮节；纪念他，顽强拼搏、无怨无悔的治学精神，无私奉献、扶植青年、奖掖后人的高尚品德。

 

左传有言曰：“‘死而不朽’所谓也？......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三○·叔孙豹论不朽》）。戈宝权先生正是古人所盛赞的“死而不朽”的人。仰望戈宝权先生浩瀚的文学世界的星空，我们不仅感叹他的译作文字的精美，而戈宝老作为文化先行使者、研究外国文学的大学者的形象更让我们赞叹不已。治学严谨的戈宝权先生，他一以贯之的治学精神来源于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其中有许许多多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发扬广大的。

 

一、“知行合一”的艺术观

 

戈宝权先生博学多才、诗人气质，无论做人行事，还是译著作文都显得十分潇洒，这不是一个持有普通艺术观的人所能够做得到的。钱钟书先生在谈“理论与实践”关系时指出：“足徵非知者不能行，非行者不能知”（钱钟书评论许渊冲著《翻译的艺术》和许渊冲译《唐诗三百首》两本书）。而戈宝权先生所提倡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也包含这一层意思，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取渊博的知识。少年时代的他就养成酷爱读书的良好习惯，终生都没有放弃。他收藏有19世纪俄国各大名家的文集和有关研究论著，其中有普希金、莱蒙托夫等大诗人文集多种，又以收藏研究普希金的专著最为丰富；他还收藏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全集；在戈宝权藏书中，最为珍贵的是他多年精心搜集的一套91卷本的俄文版《托尔斯泰全集》。戈宝权先生不仅埋首于中外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而且在学术文化领域早辛勤耕耘，注重掌握第一手资料，反对从主观出发、人云亦云。他身体力行，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是我国俄苏文学研究者中难得的、亲自访问过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的人。在他访问过的数十个国家中，他结交众多的外国朋友，而每次出国，不是去书店，就是去博物馆、图书馆，与文学有关的事情从不放过，难怪知识深广的钱钟书先生对此发出这样的赞叹：“你们的戈宝权啊，外语懂得多，掌握的外国文学资料多，这是难得的……。”所到之处，他都要对那个国家的文学历史、现状和自己所从事研究的作家进行实地考察和寻访，取得许多别人所尚未取得的第一手资料。普希金，他情有独钟；托尔斯泰，他潜心研究：高尔基研究更是成绩斐然。在所论述的“普希金与中国”、“托尔斯泰与中国”、“高尔基与中国”这一类专题中，他能够把这一系列作家与中国的关系、来龙去脉交代得有根有据，头头是道，令人惊叹不己。为了弄清一个事实，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去寻找、探求、询问，从不马虎搪塞，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他重视译者“才、学、识”三者关系的打通，“才”与“学”从读书中来，“识”则与阅历有关。他认为翻译与研究分不开，译者要有学者丰富的知识；他推崇严复的“信、雅、达”的原则，在翻译中力求做到从形式到内容都忠实于原文；对翻译可以作双重理解，既是技术又是艺术，说它是技术，是说它可以学，通过学习可以掌握；说它是艺术，是说它需要创造，需要译者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与才能。戈宝权先生善于将翻译介绍与学术研讨，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知行合一”。这对于今后每一个从事文艺创作研究的人可以借鉴，从中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

 

二、“反复穷究”的求实精神

 

戈宝权先生与生俱来就具有一种“反复穷究”的治学精神，这种精神散见在他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译著与研究之中。

 

戈宝权先生用力气最多的当推《伊索寓言》的最早选译本。这本书的原著为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口授、中国天主教徒张赓笔述的《况义》，而这本书的刊本早已亡佚，戈先生却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从周作人文章、日本学者新村出的论著中，以及来华的耶稣会士编著的编目中获悉《况义》一书的。他多方寻找这部书，而国内各大图书馆、藏书楼以及巴黎、梵蒂冈图书馆均无此书；在这之前，他曾从向达那里获悉：巴黎与牛津大学各有一个不同的手抄本。于是降格以求，转请北京图书馆索要该书的手抄本微缩胶卷，又乘去法国访问之机亲见手抄本，做了笔记；并通过杨宪益先生得到牛津大学手抄本影印件以后才对它们进行研究。戈宝权先生并不以此满足，接着又对该书笔传者张赓身世进行探究，他请教对天主教有研究的陈垣先生，亲自到泉州查阅《泉州府志》，等得到完全可靠答案后才结束了对《伊索寓言》的研究，这一切从开始到终结整整三十个年头。

 

这种求实精神也见诸于他对普希金作品中译本《俄国情史》的研究。出版于1903年的《俄国情史》，译本早已散失，只知道是普希金作品，无从判断原著是什么。1948年8月，他从报纸上又读到一篇关于《俄国情史》的短文，断言它就是《甲必丹之女》，次年，接着从苏联《新世界》上见到中国学者兼日本学者尼·康德拉的文章，谈到日本最早译本叫《上尉的女儿》，《俄国情史》为日译本转译；至此，《俄国情史》即《上尉的女儿》已成定论，但戈宝权先生并不就此放手，1957年从阿英家的破烂书中找到该书的中译本才放心；但从日文转译《俄国情史》的译者戢翼翠是何许人仍不清楚，他穷追不舍，最终在60年代初从阿英处借来的书中，查到戢的生平才告一段落，这前后也经过十五年。

 

此外，一个与托尔斯泰的通信者是谁的问题，同样花费了戈宝权先生好多精力。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戈宝权先生“反复穷究”的治学精神，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翻译美学观念“以信为本、以信为实”的充分体现。当我们看到时下少数翻译工作者不惜改变自己信念，迎合低俗时尚、传播淫秽颓废思想、诋毁革命外国作品，藉此获得轰动效应作为生财之道时，不得不为戈宝权先生实事求是的学术风范、“反复穷究”的治学精神深感由衷的敬佩。

 

三、“厚德载物”的民族襟怀

 

戈宝权先生学习外语，一靠兴趣，二靠勤奋，况且能够做到学以致用。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领域，大多数名家往往术业有所专攻，翻译与研究集中于某一个国家的某些作家、作品：曹靖华、草婴之于苏俄文学；傅雷、罗大冈之于法国文学；冯至、钱春绮之于德国文学；季羡林、金克木之于印度文学；而像戈宝权先生能够运用多种语言翻译、研究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多种文字，而且进行比较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学者，这在现当代中外文学史上实属罕见。

 

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中的两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戈宝权先生的身上正体现“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民族襟怀。读中学时才开始学习英语，进入大学除学习英语外还选修法语，旁听日语，自学世界语。他每学一种外语都非常刻苦、认真，他在大学还没毕业前，就已经能直接阅读英、日原版书籍，而且通过英语翻译拜伦、雪莱等诗人的抒情诗。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他听从叔父戈公振先生的建议，开始学习俄语。当时的苏联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奋斗的目标，反映苏联革命与建设的文学作品，对正在进行革命事业的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时间，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的文学家把翻译、介绍苏联文学当作是“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鲁迅语），鲁迅、瞿秋白、曹靖华等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秘密传播印刷一批苏联文学作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戈宝权先生读到了鲁迅译的《毁灭》与曹靖华译的《铁流》，深受启发与鼓舞，决心将自己翻译的重点转向俄苏文学。可以说戈宝权先生是从一开始学习俄语、进而转向翻译俄苏文学作品的，纯属胸怀民族大义的革命自觉之举。

 

早在1937年末至1938年初，戈宝权先生途经西欧回国参加抗战，在德国停留期间，曾抽空学习过德语；建国前后，利用访问东欧、南欧一些国家的机会学习、了解所到国家的语言和文学：1949年前往布拉格出席第一次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学习过捷克语；1950年访问波兰，学习过波兰语；1957年访问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等国，又学习过塞尔维亚语与保加利亚语；1960年初学习过拉丁文；上世纪70年代为编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一书，还认真研究过希腊文。由于他精通多种外国语言文字，能直接阅读各种外文书刊，做起研究来得心应手，研究成果因而也十分显著，他翻译的外国著名作家作品据统计约50种左右，如果加上评论过的作家人数大概超过一倍以上。读着这些译著与评论，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戈宝权先生生前为何能够得到前苏联政府如此多的奖项；除了被苏联政府授予最高奖赏“各国人民友谊勋章”外，各加盟共和国又都授予他不同的奖赏；俄罗斯作家协会授予“普希金奖章”，白俄罗斯作协授予“文学翻译奖”，乌克兰作协授予“伊凡·弗兰科文学奖”。实际上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都承认他在文化交流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戈宝权先生在翻译、研究各国作家作品以及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在处理与其他兄弟民族相处关系上，以他博大宽广的民族胸襟，远见卓识的丰厚学养，履践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和平理想。

 

四、不遗余力的扶掖后人

 

对于今天中国广大的中年读者，戈宝权先生的名字早以镌刻在我们心目之中，一提起他，便联想到我们年青时代所读过的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高尔基的《海燕》，这些耳熟能详的精美译文出白先生之手。在“50后”、“60后”出生的人中间，谁不能说出几个关于戈宝权先生的故事。戈宝权先生不仅是德高望重的学术楷模，而且又是不遗余力的扶掖后人的典范。1986年7月5曰，他将五十年精心收集、珍藏的两万卷中外文学图书捐赠给了江苏省，现存放在南京图书馆专设的“戈宝权藏书室”里；他又将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给他的奖金捐出，建立了“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基金，奖掖、扶持青年文学翻译工作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翻译奖；1988年戈宝权先生专程返乡，将他珍藏多年的译著以及两千册杂志赠送给了东台市图书馆，其中有他叔父戈公振先生撰写的《中国报学史》。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散见于报刊的回忆文章中略知戈宝权先生关心青年、提掖后人的事迹。

 

人民日报编辑、藏书家姜德明在一篇题名为《他总是在工作》一文里这样写道：

 

八十年代，我曾经向他请教，鲁迅先生晚年病中爱看的那张苏联木刻，不知是怎样的一幅作品。他说他正在研究，为此常跑鲁迅博物馆，翻查了不少资料。后来他完成一篇短文，满足了大家的悬念。文章不过千把字，不知耗去他多少日夜……

 

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的谢德铣先生的《戈宝权先生鲁迅故乡行》（1979）文章里是这样描述戈宝权先生的：

 

“绍兴鲁迅纪念馆文物资料室小胡同志把四十多本外国友人翻译的鲁迅著作，当面呈给戈老，请求戈老帮助鉴定。戈老愉快地答应了鲁迅馆同志的请求。……由于国别众多，作者也各不相同，绍兴的鉴定力量不够，总还有部分外文书翻译不出，说不出它们所属国名、书名甚至译者的名字……他在灯下托起眼镜，把书一本一本翻过去，……很快便说上了一大批书的名称、作者的名字及国家……记得不到半小时功夫，戈老就把四十多本外文书识别完毕……”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郑海凌教授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著名翻译家、画家高莽的《他走了，把一切留给我们》，中科院文研所钱善行的《戈宝权先生的几点印象》，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陈梦熊先生的回忆、以及俄罗斯原大使罗高寿等撰文同样表达对戈宝权先生平易近人、诚恳相待、无私帮助、提挈后学的崇敬、感激之情，这一段段往事的叙说，使人如沐春风，感到无比的温馨，难以忘怀。

 

戈宝权先生不遗余力的帮扶青年，其目的是为了完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历史使命，戈宝权先生正象当年盗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最终成就个体独立人格。他的“死而后己”的献身精神，对培养人们重道义轻私利的精神境界产生极其深远的积极影响，戈宝权先生不愧为民族的楷模，他留给我们的鸿篇巨制是中华民族宝贵遗产中的瑰宝，世世代代将会永远学习、继承、发扬下去。

 

戈宝权先生治学精神不朽!

 

戈宝权先生的治学精神泽被后世，光照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