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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世纪50年代初，伴随着中国青年文工团赴欧洲访问演出，新中国文化交流的历程悄然开启。新中国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和文化交流工作者，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书写了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事业的一个又一个辉煌灿烂的篇章，在开阔的国际视野中，广泛吸纳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积累了建设新中国文化的丰富经验，成为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宝贵财富。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文化部外联局与中国文化报社启动了“岁月如歌——新中国文化交流早期记忆”宣传采写活动，通过对新中国早期部分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当事人的采写，获得那段难忘岁月的真实故事，保留那些曾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中国文化报》、文化传播网与中国文化网开辟“岁月如歌——新中国文化交流早期记忆”专栏，让广大读者分享抢救性采访工作的成果。
回忆久远的往事，不仅仅是为了回忆本身，而是为了启发今人，为了发扬优良传统，为了增加今天的人们为文化交流事业奋斗的热情和斗志。这些珍贵的回忆将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让我们从采访周巍峙同志的文章开始，缓缓翻开那尘封已久的动人历史画卷……
从1999年那次对周老的采访至今，一眨眼就是整整10年的光阴飞逝。7月8日，当我和文化部外联局相关同志一起，为了文化部“岁月如歌——新中国文化交流早期记忆”宣传项目的报道任务，再次来到周巍峙家中的时候，他已经从10年前那个83岁、精神矍铄的老人，变成了93岁、慈祥依旧，但起步已略显缓慢的老人。当周老丢下手中的饭碗，执意走到家门口迎接一大早就赶来的我们，并且笑眯眯地亲手接过我们送上的鲜花时，我的眼睛情不自禁地湿润了。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够直接听到周老的回忆，是多么地幸运！而在位列我们采访名单第二位的95岁的欧阳山尊先生今年7月初突然辞世之后，抢救性的采访工作显得更加迫在眉睫。
老周的信任 小周的可靠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巍峙是如何当上新中国最早、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出国艺术团负责人的？是如何被选中成为接待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些早期接待来华访问的重要外国文化艺术团队的负责人的？当年年纪轻轻的他为什么总是被选择担当“外事无小事”之大任呢？这次采访中，周老终于向我们披露了实情——是周恩来总理直接点的名。早在1950年国庆时，政务院调了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舞团来京观礼并演出，共有新疆、内蒙古、延边及西南地区4个少数民族歌舞团，当时周总理专门指定政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负责生活接待，由周巍峙负责各团的业务，安排他们在怀仁堂为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表演歌舞等。后来胡耀邦同志告诉周巍峙，早在50年代后期，周总理就曾对他说过“周巍峙这个同志办事是可靠的”。
在周巍峙的记忆中，保存着太多关于早期文化交流的记忆，但是他印象最为强烈的还是周总理对他的信任，他可以一口气讲几个小时关于周总理安排和指导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故事，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周总理的深挚情感。
周老回忆说，那时候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直接关系到新中国对外形象的塑造和扩大新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周总理总是要亲自具体地过问。他不仅观看出国节目，而且十分关心出国人的安全。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与周总理一起研究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情景。有一次在中南海的西花厅，周总理和周扬、周巍峙三人一起研究对外文化交流以及民间专业剧团的发展方针等方面的问题，总理笑着说，咱们三人都姓周，我是老周，周巍峙是小周，周扬就是大周吧，我们是三周一起使劲，把对外文化工作搞好。
1951年，新中国决定派出规模空前的、由222人组成的中国青年文工团赴德国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然后去几个国家进行正式访问演出。筹建艺术团之始，周总理问当时的团中央国际部负责人和文化部的周扬，此次谁带队？听说还没有最后确定，周总理马上说，让周巍峙去嘛。于是，周巍峙就成了这次为期长达一年多，参加联欢节后走访苏联东欧及奥地利9个国家的新中国青年文工团的团长，欧阳山尊、任虹、陈其通、王地子、侣朋先后担任了副团长。这个团在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和文艺上的切磋交流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周总理还多次指定周巍峙担任印度和南斯拉夫等来华访问的重要外国文化代表团的接待工作，而周巍峙每次都能克服重重困难，万无一失地完成工作，一次也没有辜负周总理的信任和期望。
周老记得，那时周总理好几次半夜给他打电话，话题大多与外事有关。有一次周总理打电话来，周巍峙头疼病剧烈发作，正躺在床上疼得打滚，夫人王昆喊他，他让王昆先接一下电话，然后赶紧艰难地强撑着去接总理的电话，总理等得特别耐心，还是那样语气亲切的开头：“周巍峙呀，我是恩来呀！”总理要周巍峙马上给已到达广州的访日艺术团的负责人林林同志打电话，嘱他在日本朋友的协助下加强安全工作，保障团员的安全。
这次电话也使王昆感到了深深的不安——丈夫的头痛病发作如此严重，已经非同小可。王昆马上拉上周巍峙到医院看急诊，诊断结果为脑神经严重痉挛，一种常人难以忍受其痛苦的疾病。
1964年，国庆15周年，为了配合亚非拉会议的召开，对外文委和文化部一起准备在北京举办“北京音乐节”，向国际社会宣传新中国的成就。为表现中国音乐的气势，准备搞一个5000人大合唱。周总理得知后找周扬、齐燕铭、张致祥、周巍峙等几个人到西花厅商量庆祝国庆15周年的重点节目的安排。总理认为搞“音乐节”还不成熟，不一定能搞成。总理说，我有一个想法你们看可以不可以？我想搞一个大型音乐歌舞，反映2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成新中国的历史过程。周巍峙对全国文艺创作演出情况（包括部队歌舞演出情况）比较了解，所以他大胆地向周总理说“只要条件许可，是可以搞成的！”后来有人问他，你当时怎么敢于承担这个重担。他说，那时有些比较现成的表现革命历史的音乐舞蹈创作，也有大歌舞作品可以进行改编、加工，只要集中人才可以编成。他说，当时主要是我对全国文艺队伍有很大信心，我认为他们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较高，革命精神责任心强，可以担当这个重任。周总理1964年7月30日在紫光阁最后拍板时特别说到，你们尽量搞，搞不成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用现代戏接待来宾。总理的建议促成了后来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演出。当时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由周扬负责，另外还组成了指挥部，由文化部、总政文化部、上海文化局及北京市文化局有关负责人担任参加，负责大歌舞的创编、演出工作。
周巍峙实际上是“东方红”总的策划者，又是重要的牵头负责人，他经过周扬同意，雷厉风行，紧急调集大批全国著名诗人、作曲家、舞蹈及歌舞表演的编导、美术设计人员、幻灯人员，8月初就集中起来。到8月12日全部人员集中，他讲话动员团结协作，完美完成了这一光荣任务。他既负责业务，审看所有排演节目，又负责政治工作，还负责各类演出用品的保障工作，行政事务本身繁忙。特别是他还负责每天和总理办公室联系一次，向周总理请示汇报，听取指示。有时遇到一些不协调的情况还要出面调解，以保持领导班子的团结协作。所以他从8月初到10月中旬一直与演员住在一起，两个半月没有回家一次。周总理对《东方红》的创作演出比较满意，他10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对《东方红》全体人员做了党史报告，讲党的三大法宝。
周总理常说，文艺界不要有那么多的框框，只要有一条大框框就够了，就是为人民服务。周总理一再强调，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要大力介绍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但他也同意根据具体情况安排西洋唱法的独唱和合唱，以及西洋乐器的独奏。1953年参加在罗马尼亚举行的联欢节，并去波兰及民主德国进行访问演出，周巍峙就破例吸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林俊卿、傅聪两位音乐家参加出国团演出，周总理在最后审查出国节目时，同意邀请这两位音乐家参加艺术团出国演出。也就是在这次会上，经过团中央同志建议，他又当场决定让周巍峙带团出国。他对一味追求洋化排斥民族文化的现象很警惕。因此，宣传民族的、民间的、群众的文化艺术，一直成为周巍峙重点工作之一。结合出国访问演出的需要，周巍峙总是组织人力认真整理民族民间歌舞艺术，对京剧及多种地方戏曲的传统剧目进行革新。出国演出都是以经过加工的民族优秀传统艺术为主。周巍峙主持的文化部艺术局每年都要组织挖掘民族民间文艺的重大活动。或会演、或调演，总有不少收获。有时根据对方情况也演现代题材节目，歌剧《白毛女》就在柏林节及其他东欧国家上演，演出效果很好。对外文化的交流演出对国内的艺术创作和演出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周总理对重要的涉外演出总是亲自抓、亲自审，对文化艺术出国访问团也都是亲自审批。那时候只要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汇报演出，周总理全都看，看完之后再连夜回去办公。周总理对干部很严，对演员、艺术家、知识分子很宽。那时的文化部个别领导同志最怕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情况，怕一问三不知，因为周总理总是问得很细，常常是周巍峙进行汇报，所幸每次汇报都能让周总理满意，他甚至也敢坦率地对周总理在文艺上的个别说法提出不同意见，周总理也欣然接受了。
那么，周巍峙为何能够让周总理和周围的同志们如此信任呢？或许著名作家王蒙的一段话，有助于从侧面回答这个问题，王蒙认为，周巍峙有老延安的革命资历，有老音乐工作者的专业修养与实绩，有长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经历，有几十年来与广大文艺工作者同甘共苦、荣辱与共、风里来雨里去的命运与沧桑经验，更主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别人没有的亲和力，他是文艺工作者的朋友、兄长、领导与办事员。从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这样影响了几代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以及《上起刺刀来》、《子弟兵进行曲》等歌曲的作曲者，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的编导工作（他称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没有他的指导和帮助，《东方红》是不会成功的。周巍峙的业务能力和艺术成就的高度是毋庸质疑的。而他的“政治立场坚定，作风正派，既认真坚持原则，又能灵活对待各个具体事物，特别是善于团结各种各样的朋友，带领扶持、抚育年轻一代的文艺工作者”的作风（李凌的评价），则使他成为非常受尊敬的领导者和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知音。
文化交流培养了新中国核心文艺骨干
采访那天，博闻强记、知识渊博、素有文化部“百科全书”和“活字典”美誉的周巍峙，一边嘱咐家里的小阿姨给我们上茶，一边拿出为我们这次到访提前做的“功课”——几页回忆提纲，一堆文字资料。“年代实在很久远了，我这两天特地抽空翻看了过去的笔记和相关资料，做了一些准备。”他说，你们这次报道的重点是“文革”前17年的文化交流工作，虽然我都经历过了，但是我想更侧重谈谈1957年以前的事情，1957年之后的资料查起来太费劲了，我昨天晚上还特别查找了1957年以前的资料，应该都是比较准确的。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对外文化交流，为新中国文化事业发展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周老说，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实际上从新中国宣布成立之前就开始了。1949年，新中国第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匈牙利，参加了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简称世青节）。中国派出了由肖华任团长的100多人组成的文化代表团，其中包括一个由李伯钊任团长兼书记、周巍峙、吴雪任副书记的青年文工团。周巍峙当时是天津军管会的文艺处处长，正在参加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突然接到周扬同志通知，让周巍峙出国，担任青年文工团支部副书记，管理日常政治思想工作。在团里，不少没有人干的活儿，他都主动去做，包括用茶缸子为贾作光牧马舞做马蹄声效果，参加大秧歌的乐队等等。文工团只有五六十人，大多是来自延安和晋察冀的文艺骨干，其中有不少名人，如李波、王昆、郭兰英等，还有些诗人、作家作为青年代表参加大会。文工团表演的节目主要是延安和晋察冀的节目，全体人员参加了大秧歌和大腰鼓表演并获得了特别奖。周老回忆说，美国代表团看了我们的大秧歌、腰鼓舞之后说，从那种精神状态，看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豪气。许多参加“世青节”的外国青年和学生认为新中国了不起，对我们很是钦佩。当时新中国还没有国旗、国徽，中国代表团就用“八一”军旗代表国旗。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青年活动，我们的演出既是爱国主义的——要体现新中国的新状态、新中国人民的自豪和精神面貌，扩大了新中国影响、让更多国家了解中国胜利的任务。当时，国外很多人没见过中国人，认为黄面皮的都是日本人，通过青年文工团的表现，很多外国人对新中国有了好的印象，“一见倾心”。联欢活动同时又是国际主义的——担负着广泛争取各国青年朋友，共同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加强团结、促进友谊争作贡献。
当时的文化交流工作是好几个系统在搞，青年联欢节是团中央在组织，当时廖承志负责团中央工作，负责人还有吴学谦、欧唐亮、朱良、柯在烁、吴青等同志。青年联欢节是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的大型国际活动，主题是反对侵略和战争，歌颂和平与友谊。联欢节吸引了各国青年的参与，有时是几十个国家，有时有100多个国家都有人参加，各人政治观点并不相同，有些是进步青年，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有的青年学生则是来游玩儿，对他们需要多做团结争取工作。中国共产党很重视支持这个活动，由共青团中央组织参与这个活动，在联欢节不仅有演出，还有联欢，座谈、报告、游玩、参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1957年胡耀邦同志曾带队参加了在苏联举办的最大的一次联欢节活动，当时毛泽东主席也出席了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去了莫斯科。那时中国派出了400多人组成的最大的青年艺术团，参加了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包括三个歌舞队、两个京剧团、一个杂技团，因为团内参加比赛的人很多，还专门组织了一个比赛团，声势十分浩大，在联欢节中受到高度重视。中国从1949年到1959年参加了分别在匈牙利、东德、波兰、罗马尼亚、苏联、芬兰举行的第二至第七届的青年联欢节活动。每一次都顺道到各国巡演，考察和学习，开阔了文化艺术视野，吸收借鉴了大量世界文艺发展经验，加强了艺术修养。此后新中国建立了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国儿童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中央乐团、中央芭蕾舞团、中国杂技团等等，其中不少领导骨干和艺术人员都来自出国访问的这些青年文工团成员之中。各地方、各部队更有大量艺术人员参加出国演出，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巍峙说，新中国成立早期的文化交流工作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是有明确的方针和宗旨的。第一是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每个艺术团成员都是新中国的形象代表，担负着让世界了解新中国的光荣使命，以弘扬加强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发挥“人民外交”作用，建立新的友好情感；第二是向世界展现优秀的中国艺术，对艺术精益求精，即使是成熟的节目，每天还要反复讨论，如何使节目更好看，比如红绸舞如何才显得更热情、更火爆，《三岔口》的动作怎样才能更加精彩等等；第三是出国学习，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培养人才，那时出国演出时的任务之一就是抓紧机会，进行学习考察，吸收借鉴外国优秀的艺术元素和演艺经验，那时在解放区呆久了的人们，学习新东西的愿望十分强烈，在国外往往是晚上演出，白天学习参观，争取机会，多看欧洲剧目，不知疲倦地在学习外国一切有价值的艺术养分，对吸纳新东西充满了激情，这对发展新中国各类艺术事业、借鉴办学经验，培养优秀艺术人才十分有益。
回想起那个火热而忙碌的年代，周老说，那时候从事文化交流可是实实在在的“战斗”。他说，当时自己担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国内国外任务繁重，工作十分忙碌，曾编“顺口溜”自我嘲讽：起床有人催，吃饭有人陪，走路有人追，看戏没法推。一天到晚都处在一种工作的状态，一天四班倒，全靠一种精神在坚持着。他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对外文化工作，代表着伟大新中国的形象，不能有半点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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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巍峙：1916年生，江苏东台人。音乐家，理论家。原名周良骥、笔名有周歼夷、志静、惕然、何立山等。1934年参加上海左翼歌咏运动，任中国歌曲工作者协会执行干事，《读书生话》出版社出版部主任。1937年参加八路军。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央实验歌剧院院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代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现担任中国文联名誉主席等职。谱写的歌曲主要有：《上起刺刀来》、《前线进行曲》、《起来，铁的兄弟》、《子弟兵进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十里长街送总理》等，歌剧有《相信谁》、《不死的老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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