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宝权在中苏建交的日子里
汪国璠
戈宝权先生以著名翻译家、俄国文学研究专家闻名于世。晚年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有“文化和友谊使者”美誉,获得殊荣。他的外交生涯,亦灿烂辉煌,颇富传奇色彩。
1983年,我曾建议他将其峥嵘岁月撰写成《戈宝权回忆录》,丰富国史党史,为后人留下珍贵记忆。先生党性很强,说目前我国外交部档案还未解密,我不能开这个头。他后来也写些生平回忆,但对中苏正式建交历程写得较略,语焉不详。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苏关系正常化、中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外交部档案馆有关中苏建交档案的解密,重现了那段特殊的黄金岁月,我们可以回眸戈宝权为中苏正式建交作出的重要贡献。
戈宝权回国抗日,一直以爱国文化名人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他是“秘密党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1937年的卢沟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戈宝权不远万里,从莫斯科辗转经波(兰)、德(国)、法(国)等国,在大西洋、太平洋上航行了22天,才到达西贡;又经南宁、桂林等地,才于1938年3月到达武汉。经艾寒松介绍,到《新华日报》社任编辑。经组织审查考验,由总编辑吴克坚和编委艾寒松两人做介绍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周恩来编在同一个党支部活动。周恩来找他谈话,为了更好地从事革命活动,在文艺界团结更多的人士,要他做“秘密党员”。从此以后,他就以爱国民主人士、俄国文学翻译家的身份活跃在文艺界、新闻界,出色地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重庆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在香港创办文艺通讯社,向东南亚华侨宣传抗日救国。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从香港日军“虎口”营救的一大批爱国人士、文化名人中,戈宝权也在其中。
直到1949年4月,戈宝权在北平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出席布拉格召开的“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出发前,周恩来宣布:“代表团里有七位同志是我们的秘密党员,现在身份公开。”其中一位就是戈宝权。使许多与他合作共事了一、二十年的朋友,既感到惊讶,又感到必然,对他更加敬重。
他是新中国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外交官。风云际会中,历史选择了戈宝权。戈宝权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中苏正式建交和驻苏大使馆的筹备工作。
新中国首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送达各国政府,愿与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开国大典后仅两个小时,《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就送到毛泽东手中,令他激动不已。10月2日,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发表声明:苏联政府与原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召回外交代表。10月3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致电中国外交部,苏联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立即互派大使,并撤去原国民党政府大使颜惠庆。周恩来外长亲自起草电文,于4日复电给葛罗米柯:“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很荣幸地收到阁下本年十月三日来电关于苏联政府决定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深信苏联政府具有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天又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限的欢欣。我现在就通知阁下:......”(省略的内容,即中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馆参事兼代办的人选。)
我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有四个有关戈宝权的文件:一、1949年10月4日《周恩来关于接管原国民党政府驻苏联使馆给戈宝权的指示》;二、10月5日《戈宝权就任驻苏使馆参事兼临时代办致苏联外交部的照会》;三、10月5日《戈宝权关于接管原国民党政府驻苏联使馆致苏联外交部的照会》;四、10月7日《戈宝权关于会见葛罗米柯等情况给外交部的汇报》。戈宝权从布拉克参加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回京,怎么会又到了莫斯科呢?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国内解放战争如火如荼,我方在苏联的干部都回国参战了。戈宝权是1949年6月参加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中苏成功会谈后,被留在莫斯科任我方新华通讯社的驻苏记者,实际上是中苏两党的联络员。他没有助手和办事机构。接到周恩来总理一系列指示,中苏建交诸事俱来。要高度保密,必须自办。他既要跑苏联外交部和远东司,又要忙接管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和所属的领事馆,治理环境,迎候新任大使王稼祥一行的到来。事务冗繁,日无暇时。他忙而不乱,从容应付。所幸,戈宝权与苏联有很深的渊源。从1935年跟随他的叔父、爱国名记者戈公振到苏联从事新闻采访工作,向国内发回很多讴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得到苏联人民的赞赏。对苏联人民友好,工作兢兢业业,为人谦逊平和,在苏联有广泛的人脉。他开展外交工作,得到苏联政府大力支持,处处给予方便,特事特办,快捷见效。他牢记周恩来“外交无小事”的教诲,加强请示回报,坚决执行中央外交政策,圆满完成党中央和政务院交办的各项工作,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深得周总理等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赞赏。王稼祥大使、曾涌泉、徐公藩、张观等十一人,10月20日启程,31日才抵达莫斯科。苏联高官、高级将领和友好国家外交使节到车站热烈欢迎,场面盛大。戈宝权早在车站迎候,一一介绍欢迎人士。抵馆后即举行升旗仪式。王稼祥听取戈宝权回报后,对他付出的辛劳,赞赏有加。11月3日正午1时,王稼祥大使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递交了毛主席和周外长亲笔签名和加私章的《国书》,苏方也是高规格接待,气氛极为友好,亲切交谈超过35分钟。详细情况都记载在《王稼祥递交国书情况报告》和《续报》中,在解密的外交档案中可以看到。至此,我国驻苏大使馆正常办公,曾涌泉任公使衔参赞、戈宝权仍任政务和文化参赞,分管对外交涉和文化方面的工作。包括苏联在内,通过戈宝权亲自经办的,有9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率先与新中国建交。新中国创建维艰,戈宝权在外交事业上做出宝贵贡献,值得人缅怀。
也有人认为戈宝权荣任新中国第一位外交使节,是一种历史机遇,名垂国史,千古留芳。此话没有错,我们可以这样说,天算不如人算,这完全由于当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政治智慧,不仅将精力投放在三大决战上,而且为日后建国建交,预留了空间,储备了人材。戈宝权这位“苏联通”出任新中国第一位外交使节,是党中央的精心安排。历史选择了戈宝权。戈宝权演绎了外交传奇。(以上引用的外交文件,出处见2010年第1期《档案春秋》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