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宝权与周恩来的不解情结

 

戈宝权与周恩来的不解情结

 

汪国璠

 

周恩来同志一生忠诚于党的事业，模范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知名人士关怀备至。著名翻译家、俄国文学研究家戈宝权，从参加革命之日起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在四十年的漫长岁月中，结下了深情厚谊。

 

兹值周恩来诞辰110周年（3月5日），戈宝权诞辰95周年（5月15日）之际，根据戈老生前回忆和我搜集的资料，择记数事，以纪念这两位伟人、名人。

 

一、在《新华日报》社初会周恩来。他为周恩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与高尚的人格魅力所倾倒，从此结下深情厚谊。

 

1937年的芦沟桥“七·七事变”，揭开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序幕。这时，远在莫斯科的戈宝权，热血沸腾，积极请缨回国抗日。当年年底，他婉谢苏联友人的挽留，义无反顾地从乌克兰出苏联国境，辗转经波兰、德国、丹麦、法国等国，从马赛搭上法国“阿拉米斯号”轮船，经大西洋、太平洋，航行了22天才抵达西贡。这时，日军已封锁了珠江口。戈宝权假道越南，进入广西，途经南宁、桂林等地，才于1938年3月到达武汉。经艾寒松介绍，参加了《新华日报》工作，任编辑。他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同志。他为周恩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与高尚的人格魅力所倾倒。周恩来对他远渡重洋，万里来归，参加全民的抗日战争，表示赞赏和欢迎。恩来同志对他说：“你参加《新华日报》的工作，这是最好的学习机会。你精通俄文，可以多多介绍苏联的情况，团结方方面面的人，共同为抗战出力。”周恩来对戈宝权政治上很关心，向在苏联时间较长的艾寒松了解审查了戈宝权的情况，批准戈宝权入党，由总编辑吴克坚和编委艾寒松两人做介绍人，与周恩来编在同一个党支部活动。周恩来找戈宝权谈话，为了更好地从事革命活动，在文艺界起更大作用，要他做“秘密党员”。从此以后，戈宝权就一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以非党人士身份工作。直到1949年4月，戈参加由郭沫若率领的出席在布拉克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出发前，周总理宣布：“代表团里有7位同志是我们的秘密党员，现在身份公开”。其中一位就是戈宝权。

 

二、戈宝权在重庆生重病，周恩来嘱王昆仑，请来名中医邹云翔，将他从死神手中夺回来。

 

《新华日报》社1938年10月迁往重庆，人手很少，编辑部只有三、四个人，周恩来鼓励戈宝权等做多面手。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从1938年5月到1945年，他在工作极为繁重、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艰苦环境下，为《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笔谈》、《华商报》四种报刊撰文345篇，仅《新华日报》就发表文章237篇。1942年前后，他不幸患了严重的肾脏病，全身浮肿，并有胸水和腹水，已被当时的西医宣判了“死刑”，被人从医院抬回郊区化龙桥报社。周恩来很关心他的安危，打听到有位中医邹云翔，无锡人，医术精湛，在重庆很有名气，就叫邹的老乡王昆仑设法去邀他出诊。邹医生来到报社，周恩来接见了他，请他务必全力抢救。邹医师来到《新华日报》社职工宿舍，为戈宝权切脉，认为他病很严重，脉虽沉细，但尺脉有根，尚有可治的希望。先开几剂中药，戈宝权就从昏迷中苏醒，开始进食消肿。经他悉心治疗，数月后竟恢复了健康。这一起死回生的奇迹，在重庆山城曾传为佳话，郭沫若曾撰文加以赞扬。八十年代，戈宝权在南京定居，特登门拜访已从江苏省中医院院长、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岗位上退休的邹老，共忆艰难岁月，再一次感谢他的救命之恩。邹老说：“你首先要感谢周总理。我是在他精神感召下，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特务盯梢的危险来给你治病的。”1988年2月4日，93岁的一代名医与世长辞，戈宝权很悲痛，参加了向邹云翔遗体告别仪式，并在2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上著文以悼之。

 

三、周恩来为了隐蔽精干，派戈宝权秘密赴港，对华侨宣传抗日战争，后又将戈调回新华日报社。

 

1941年1月4日，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正处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加紧迫害爱国民主人士和革命知识分子，考虑到国民党反动派很有可能把重庆所有的进步人士“一网打尽”，周恩来指示“要隐蔽精干，疏散人员，保存实力”。戈宝权见有的同志去了香港，有的去了延安，他向周恩来提出，对革命圣地延安很向往，想随这些同志去延安。周恩来说：“现在不忙，你先留下来好好工作，到时间我再通知你。”过了几天，周恩来找宝权个别谈话：“经中央研究决定，派你到香港去，你要办文艺刊物，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日战争，并代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抗日捐款。”戈宝权根据周恩来“要化装去才行”的指示，到衣店去买了一件新长袍，到曾家岩五十号，问这样打扮行不行。周恩来仔细地端详着，说：“这身衣装很好，你路上不要戴眼镜，知识分子模样容易惹眼，引起警特的注意。”这时报社有人为他搞到了重庆铜厂职员的介绍信，作家孔罗荪又帮他买了张邮车票，都是用的假名。就这样，混出了重庆。周恩来还叫《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戈宝权的文章，造成戈宝权人仍在重庆的假象。

 

戈宝权经贵阳、柳州到桂林，乘飞机入香港，在廖承志领导下，创办文艺通讯社，向海外报刊供给文艺稿件，开展对东南亚华侨的抗日宣传工作，并代八路军、新四军募集到捐款。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港岛后，迫害中国旅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周恩来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即后来的东江纵队），要千方百计从虎口营救茅盾、夏衍、柳亚子、邹韬奋、戈宝权、胡绳等一批文化名人。戈宝权到达东江抗日游击区后，加入抗日游击队，在曾生领导的第三大队政治部工作。半年后，奉周恩来之命，戈宝权从东江经桂林等地又回到重庆，仍在《新华日报》社工作。戈宝权很感激周恩来对他关怀器重。

 

戈宝权还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发表了大量译著。他的部分译著《六月在顿河》、《英雄的斯大林城》周恩来很赞赏，并为两书题写了书名。令戈宝权更加感激的，是周恩来对他在沦陷东台的弟妹予以经济上的接济。宝权父亲戈绍甲（曙东）曾任东台县教育局督学，日军占领东台城后，他带领家人避居大樊庄水乡，贫病交加，夫妇相继病故，子女共九人，除宝权在外参加革命工作，其余均失学在家，生活无着。抗战期间，《新华日报》社和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有一、两百人之多，都过着供给制的集体生活，吃大锅饭，没有余钱支持家庭。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密电指示我苏中行署专员陈扬，通过我堂叔曾祖汪湘纶先生接济宝权弟妹。汪湘纶是位爱国民主人士，任南通天生港大达轮埠公司经理（建国后仍任经理，为南通市一届人大代表）。日军入侵南通后，回东台老家避难。张敬礼（张謇之侄）派他到小海镇“通遂盐垦公司”任经理，暗中为新四军传送文件、电报，购买医药、军需品，营救被捕同志。陈扬是他在省立南京中学教过的老学生，将一笔款子交湘纶老，请他转交给宝权的弟妹。正在拮据中煎熬的宝权弟妹，得到党的接济，感到无比温暖，湘纶先生也在经济上予以支持。宝权弟妹继续读书求学，解放前后分别参加了工作。他们不知道是周恩来的关怀，远在重庆的戈宝权更不知道这事。直到全国解放之后，戈宝权从苏联回国，才从汪湘纶长女汪家棻处知道这事的来龙去脉，是时湘纶先生已辞世，更加感激周恩来对全家的关爱。1987年5月，在汪湘纶先生诞辰100周年前，我请戈宝权为之题辞。他热情地写道：“先父挚友汪湘纶，实业航运献终身。关怀桑梓与舍亲，英名常忆东亭人。”题记稍长，后面一段写道：“……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父母双亡后，他对我们全家人和弟妹的关怀与爱护，更是念念难忘，他的英名将永远活在家乡人们的记忆中。”他晚年视力极差，还坚持用毛笔、宣纸书写，以示敬重。

 

四、重庆谈判时，周恩来将戈宝权介绍给毛泽东。根据周恩来指示，戈宝权在抗战胜利后去沪搞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他的名字上了国民党黑名单。戈宝权登上苏联轮船到了海参崴，正准备去莫斯科，周恩来又电召回国，陪同刘少奇秘密访苏。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在美国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飞赴重庆谈判。在抵达重庆的当天下午，就到红岩村接见了我党驻重庆的同志。周恩来一一介绍了在场的人，并同他们一一握手。见到许涤新时说：“你是个经济学家。”见到胡绳时说：“你是个哲学家。”见到戈宝权时说：“你是个俄国文学研究家。”还问：“戈公振是你哥哥还是叔叔？我读过他的书。”戈宝权答道：“是我叔父。”毛泽东又说：“我一生最服膺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叔叔。”毛泽东对这些专家的称赞是最高的评价。戈宝权很感谢周恩来经常鼓励《新华日报》编辑部的同仁，要求他们每个人都要向专业方面发展，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

 

虽然日本宣布投降，重庆临时国民政府直到1946年5月5日才“还都南京”。在战争一结束，大批机关、学校和难民纷纷返回东南沿海城市。周恩来根据戈宝权系我国爱国名记戈公振之侄，对上海文化、教育、艺术界名人，多有交往，就叫戈宝权先搭乘生活书店的船（运纸型、器材）去沪，筹划《新华日报》和《群众》的出版事宜，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木船从重庆到武汉，水道拥挤不堪，路上就走了两个月。到武汉后，他就改乘轮船到了上海。刚抵沪，他就在友人陈西禾的带领下，首先到霞飞坊去看望了名作家巴金和鲁迅夫人许广平，表达了党的关怀。他还陆续去拜访沪上文化名流，做好文艺战线的统一战线工作。他任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编辑、编委，以此掩护党的地下工作。

 

1946年6月，周恩来到上海筹建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设在马思南路107号（今恩南路73号）。大门上钉着一块铜牌：“周公馆”，铜牌下一行英文，直译为“周恩来将军官邸”。戈宝权常到那儿去回报工作，听取周恩来指示。国共两党谈判破裂后，党中央1946年4月18日将中共驻沪办事处撤回延安。在撤退之前，周恩来对戈宝权说：“我们走了。你还须留在上海继续工作，能够留到什么时候就留到什么时候，党中央决定让你到塔斯社去工作，那里安全有保障。”他就去苏联塔斯通讯社上海分社报到，负责人罗果夫对他很欢迎。负责编辑《苏联文艺》，将苏联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人民。戈宝权从事革命活动，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在路上行走，后面都有“尾巴”。有一次外出，有特务盯梢，他就从堂叔戈湘岚成都北路11弄27号家的后门进去，特务候在外面，戈宝权快速化装，从大门出去，经凤阳路、南京西路逸去，才将特务甩掉。表现了他处变不惊、临危无惧的无产阶级战士的胆魄和斗争艺术。

 

那时，国内第二次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上海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加紧对爱国民主人士和地下党组织的迫害，到1948年下半年，戈宝权的名字在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已上升到前几位。上海呆不下去了，必须赶快离开。经密电请示周恩来，党中央决定戈宝权乘苏联轮船，由上海经海参崴去苏联。在夜色浓浓、大雨如注中，由罗果夫亲自护送戈宝权登上苏轮，在密室中藏了两天后，12月31日驶离吴淞口，安全离开了上海。从奉周恩来之命来沪至今，他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转眼三个年头，每天都提心吊胆，艰苦备尝。巨轮在大洋里劈波斩浪向北急驶，戈宝权呼吸着自由清新的空气，但又要去迎接新的战斗。

 

戈宝权1949年1月抵达海参崴，稍事休息，正准备登上西去莫斯科的国际列车，突然接到一份周恩来的加急电报，要他火速回国接受新任务。于是，戈宝权又立即从海参崴乘苏联火车经绥芬河、哈尔滨到达沈阳，见到了时任东北局宣传部部长的王稼祥。王说：“哈尔滨有一所我们办的俄语学校，你就先帮助我们教点课吧！”戈宝权又折回哈尔滨，到俄语学校报到后，就打了一个电报给周恩来，回报从上海安全抵海参崴，奉命回到沈阳，稼祥已安排他在哈尔滨俄语学校工作，情况良好。过了几个月后，戈宝权才知道，叫他改变去向，是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早有派出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进行两党高级会谈的打算，将戈在海参崴“截住”，是要他参加中共代表团，协助刘少奇工作，完成重大使命。刘少奇正苦于缺少翻译，周恩来说：“我早已给你储备了一个人。”刘问：“何人？能不能胜任此行？”周笑曰：“此人者，戈宝权也。他是个‘苏联通’，在苏多年，与苏方高层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多有接触，人际关系良好，一定能当好你的助手。”刘少奇甚喜。周即电召戈来京候命。

 

3月25日，戈宝权作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负责人，参加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北平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数万市民拥上街头，欢迎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迁入北平。4月，戈宝权参加了由郭沫若率领的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代表团。

 

从布拉格回国后，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晚宴，席间，周恩来对戈宝权说：“吃完晚饭到我房间去一下。”周恩来问戈宝权：“假如让你长期在国外工作行吗？”戈说：“可以”，周恩来说：“那好，你就准备到香山去。”香山当时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戈在香山找到王稼祥，王叫戈协助他做好访苏联的准备工作。6月21日，应斯大林邀请，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代表团成员有王稼祥、高岗、徐介藩、邓力群、戈宝权、师哲。6月26日到达莫斯科。为便于保密，代表团在“东北高岗代表团”的外衣下活动。戈宝权与师哲担任刘少奇和斯大林谈判的翻译官，向苏方通报了中国解放战争的情况，表达中共中央不愿划江而治，搞南北朝，要解放全中国的坚定决心，同时，也争取苏联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及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苏会谈取得极大成功。8月14日，刘少奇率团回国。戈宝权仍留在苏联，任我方新华通讯社驻苏记者，实际上是中苏两党的联络员。

 

五、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推荐戈宝权任我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行大使权，接收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对东欧等国开展外交工作。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外交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政府第一个承认我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打电报给戈宝权，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政务和文化参赞，行大使权。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外交官。戈宝权拜会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和远东司的负责人。接收了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他紧张地做好建立大使馆的筹备工作，在首任大使王稼祥和工作人员尚未到任之前，中苏交往以及中国与东欧各国的建交工作，都是通过戈宝权办理的，包括苏联在内，先后有九个社会主义国家率先与新中国建交。工作千头万绪，他都能从容应付，有事直接向周总理回报。总理对他的开创工作很赞赏。王稼祥大使到任后，戈宝权仍任大使馆政务和文化参赞，分管对外交涉和文化方面的工作，为我国对外工作做出杰出的贡献。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苏。12月21日，毛泽东等参加了斯大林70大寿庆祝会。中苏会谈不顺，“友好条约”迟迟难定，毛泽东中途通知周恩来速来莫斯科参加会谈。戈宝权参加了1950年2月2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他也是拟稿人之一，为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字斟句酌，呕心沥血。其间，周恩来单独召见戈宝权，垂询甚详，鼓励他文化为媒，立足苏联，做好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工作，对西方国家也要示好，朋友越多越好，为中国将来重返联合国争取广泛支持。

 

六、1958年，戈宝权夫人郑兴丽主演歌剧《两个女红军》招待外宾，郑兴丽饰主角，演艺精湛，获得好评。周恩来还邀请戈宝权一道上台接见演员，并拉上他们的爱女毛咪（戈小丽）一同留影，这成了他家最珍贵的照片。

 

戈宝权从工作之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十五年中，虽无“戎马倥偬”，但一直在紧张的革命斗争、地下党工作、白色恐怖中度过，外交活动繁忙，无暇去物色女友，组成家庭，到1949年已三十五、六岁了，依然是“孤家寡人”一个。党组织、亲人好友都关心他的婚事，他都说工作太忙，理不到这些事。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位名媛在莫斯科撞入了他的生活，这便是他的原配夫人、女高音歌家郑兴丽。她1926年生于四川彭县，书香门第，天生丽质，有“巴蜀才女”美誉，1947年毕业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后为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曾任华北人民文工团团员、独唱演员。经人介绍，与也爱好音乐的戈宝权相识，经过一个时期的相处，于1950年11月结婚。才子佳人“珠联璧合”，幸福美满，一时传为佳话。1952年12月生下一女，乳名毛咪，大名小丽，酷似其母，慧智活泼，夫妇宠爱有加。郑兴丽在苏联深造，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声乐系，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歌舞剧院声乐指导、独唱演员、上海乐团声乐教员、上海音乐学院教授。1953年荣获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歌唱比赛优秀表演奖，主演歌剧《蝴蝶夫人》等名剧，并译有《蝴蝶夫人》、《穆索尔斯基歌曲集》等作品。

 

1958年在北京天桥剧场，郑兴丽主演现代歌剧《两个女红军》，取得很大成功。有一次，戈宝权陪外宾观剧，周总理也来了。总理很欣赏邓兴丽将西洋歌剧用来表演革命题材。观众被她声情并茂的演出感动了，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周总理拉着宝权上台接见剧组，与演员一一热情握手。这时，总理看到台下年仅6岁的毛咪高兴得小手直拍，欢呼雀跃，就喊道：“毛咪小姑娘，你也上台来，我们拍个‘合家欢’！”毛咪一点也不怯生，高兴地蹦上舞台，依偎在总理之前。总理两手握着毛咪的左手；母亲笑着，右手搭在女儿的右肩上；父亲也很激动，右手拉着女儿的衣袖，记者拍下这一令人难忘的美妙时刻。这张照片成了他家最珍贵的照片。毛咪当过“老三届”知青，下放农村。高校恢复招生后考入山西大学外语系，获英文学士学位。后又留学英国、美国，获英文硕士、商业管理硕士学位。现在美国事业有成。她有时与母亲回忆当年周总理对她一家关怀的幸福时光，郑兴丽对毛咪说：“虽然后来我与你父亲离婚了（1961年），事隔多年，遇到总理时，他还能叫出我的名字，问我的工作情况，关怀之情，令人刻骨铭心。”

 

七、戈宝权“文革”中受到批判，下放劳动，苏俄文学成了研究的“禁区”。周恩来托人捎信给他，要他出来工作，“苏联通”要为恢复中苏关系作贡献。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来势汹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戈宝权也在劫难逃，受到批判。有些年轻的“造反派”诬篾他这个“苏联通”“里通外国”，是“苏修特务”，还有人出于好奇，问他当中苏会谈当翻译官时，除了公开的材料，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与斯大林等还说了一些什么？戈宝权总是坚定回答：“我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我的情况，周总理最清楚。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总理。中苏领导人之间的谈话，有些还未解密，我是一个老党员，不能泄露党的高级机密。”造反派竟向周总理“调查”戈宝权的情况，总理这样答复：“戈宝权在苏联期间，正确执行党的外交政策，没有问题。”因他年老体弱，视力又不好，干校就分配他当交通员，每天早上，从河南省信阳专区明港干校到小镇邮电所去取信、发信、拿报纸杂志、代同志办理汇款、取包裹。两年中，每天风雨无阻地往返十多里路，将家信、报刊、包裹送到每个人的房间，他成了“最受欢迎的人”。1972年他回到北京，参加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斗、批、改”。

 

“文革”后期，工作最忙碌的周恩来总理，仍然关怀着戈宝权，托人捎话给戈宝权，要他思想上有准备，要出来工作，为恢复中苏关系作贡献。

 

中苏关系解冻开始，文化先行。戈宝权受命于危难之时，他于1983年、1987年、1988年连续三次，应苏联作协等单位邀请，行程数万里，前往苏联以及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以文会友，交流学术，传播中国文化，增进友谊，会见旧雨新知，捎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问候，也捎回苏共领导人摒弃前嫌、放眼未来、重修旧好、恢复邦交的意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互访作了很好的铺垫。

 

他在对苏交往中，为发展中苏友谊作出贡献，获得很多前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授予的奖项。尤其是1988年3月1日，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各国人民友谊”勋章，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党和国家的荣誉，不愧为杰出的文化交流使者和社会活动家。他用晚年的余热，完成了周恩来总理的托付。

 

八、戈宝权惊悉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悲痛无极。往事宛然如昨，彻夜难眠。寒风中伫立十里长街，将总理“送”了一程。

 

“文革”这场浩劫，给我国党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四人帮”人妖颠倒，坏事做绝，怨声载道，罄竹难书，戈宝权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有多少要说的话要向总理倾诉。行走在河南信阳五七干校的山路上，走累了，就坐在山岗上休息，遥望东北方发呆，他仿佛看到总理在北京城里忙着，宵衣旰食，勤于国务的身影，您身体挺得住吗？当听到总理身患绝症的“小道消息”，他忧心如焚，沉默不语，度日如年。他将与总理的合影、通信检出，摩挲良久，倍增思念。1976年1月9日，他从广播中听到周恩来总理8日病逝的讣告，尤如晴空霹雳，不禁失声痛哭，伤怀不已。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知识精英们，沉入深深的哀痛中。往事历历，宛然如昨。从1938年他在武汉江城初识周恩来，深为周公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伟大高尚的人格魅力所服膺。四十年革命生涯，其中就有三十年一直在周的领导下工作着，他把总理当着自己的良师益友，听取其指示、教诲，心悦诚服地践行，配合默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周还关怀着自己的胞弟胞妹，在党的培养下，他们都健康成长，各有所成——五十年代，周恩来、陈毅、姬鹏飞访问阿尔巴尼亚，接见我国驻阿大使馆成员和新华社驻阿记者时，总理还叫他的三弟宝植和弟媳周环坐在他身边合影，如沐春风，令人难忘。戈宝权对爱女小丽说：“你老爸一生竟与总理有不解之缘，感到幸福和自豪。知我者周公，救我者周公。伟人已去，夫复何言！”言之，不知老泪之纵横也。

 

1月11日下午4时，戈宝权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冒着刺骨寒风，早早来到长安大街上，与首都百万市民伫立街头，等待总理灵车到来。灵车还未到眼前，他就摘下帽子准备致礼，默默地说：“总理：宝权送您来了，您一路走好！您要我做个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我一定像您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灵车早已驶去，送别人群陆续散去，他还流连长街，迟去不愿归去。

 

不久，他撰写的《敬爱的周总理与〈新华日报〉》长文很快见报，是他废寝忘食，在短时间内赶出来的，用翔实的史料，深切缅怀他最敬重的周恩来总理，寄托无尽的哀思。人们说：这种知情知心的文章，只有戈宝权才写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