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台骄子黄逸峰 ——一代耕耘者的开创性贡献

 

东台骄子黄逸峰

——一代耕耘者的开创性贡献

 

王荣华

 

今年，是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黄逸峰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界公认，逸峰同志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对于“洋务运动”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研究，曾经率领学术团队站在了他所在的学术时代的前沿。

 

值得指出的是，逸峰同志在学术上的兴趣和洞察力，和他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是分不开的。他曾经是江苏东台县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学生时代即投身革命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均在不同工作岗位上为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逸峰同志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中层骨干，并参与成功营救周恩来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联抗”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奉命创建了我军第一支铁道兵部队。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兼党组书记，为迅速恢复与建设华东地区的交通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就是说，出于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深层次观察，以及对旧中国经济结构的微观了解，逸峰同志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有着独特的视角。1956年，受命组建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并担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78年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广揽人才，拨乱反正，提倡自由民主的学风，并身体力行努力研究，为推进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发展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逸峰同志从1956年筹备成立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到1978年重建上海社会科学院，既是从将军、司令到学者、所长、院长的转变，也通过自己的工作与研究为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逸峰同志本身还是一个著名学者，学术史的记录显示，早在1939年逸峰同志在广西大学任教时，就出版有《簿记学》一书，1954年出版有《工厂管理基础知识》、《工业企业的经济核算制》等著作。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后，逸峰同志主要从事经济史研究，出版有《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等著作，在《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来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论张謇的企业活动》、《旧中国荣家资本的发展》等重要论文，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财富原始积累和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两面性的分析和研究，实际上厘清了整个中国近代经济史发展的阶段和特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逸峰同志共出版13本经济学专著(包括合著)与49篇学术论文(包括重要文章)，这些成果有些已经成为经济史研究中的经典之作和必读参考资料。

 

逸峰同志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敢于提出创见，言人之所不言，敢于坚持真理，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在1958年3月21日就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1979年就写出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文章，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是产品经济，只可能是商品经济，该研究处于当时历史的最前沿。

 

逸峰同志提倡“若即若离”的研究方法，即理论不能脱离实际，理论来自实践；但是，在实践中升华理论，使理论引领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又要与实际有一定的分离。例如，他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典型调查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解剖麻雀”，通过分析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在一定历史时期里所走过的历程，来研究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麻雀虽小，可是五脏俱全，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与那时的综合情况密不可分的，只有通过这样细致深入的研究，才能真正把学问做深做透。逸峰同志也一直鼓励研究人员，要到一线去，到大量的资料里去寻找答案和依据。

 

上海社科院老院长张仲礼在回忆逸峰同志的严谨学风时，曾经讲到，在开始的时候，我国学术界比较简单地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主义资本大量入侵到中国，加上官僚资本的腐朽，当时的民族资本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中国逐渐成为官僚资本主义和买办的乐园。但是，后来通过对企业史、行业史的分析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上世纪20年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很少，外国资本还来不及快速进入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投资和经营热情高涨，加上当时政府和社会各界倡导的“国货运动”对民族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包括“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后，由于市场普遍抵制英美烟草，很多的民族烟厂也随之出现了。因此，那时，中国的民族实业发展是快的。

 

只是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帝国主义迫切要为自己的产品找到新的市场和出路，因此，外国在华企业加大了对中国经济渗透的力度；另一方面，由于官僚资本的日益发展，国民党政府的达官显贵都想方设法地要进入荣氏企业等一批大的民族实业中去，加上国际国内形势风雨飘摇，民族资本也逐渐衰落，成为帝国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附庸了。而这都是要通过对浩如烟海的资料和卷宗的细致分析和缜密研究才能得到的。也正是在逸峰同志的支持和领导下，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三年多时间里，埋头对荣氏家族企业十万余份卷宗的研究，才有了《荣家企业史料》的著作，使我国理论界对上个世纪前半段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因此，张仲礼老院长认为，逸峰同志“对我们经济研究所和整个社会科学院的创建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开创性贡献。尤其是他那科学严谨的学风和重视培养科研接班人的远见卓识，是我院创建以来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缅怀逸峰同志，就是要响应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以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我们学习逸峰同志，还不仅仅在于他所作出的学术贡献，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他的学术精神和理想信念的执著，表示深深的敬意，而这正是后世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必须全面继承的大家风范。(作者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