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台高僧的抗日情愫

 

东台高僧的抗日情愫

 

周建生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在抗日战争时期，分灯全国各地的东台籍高僧，虽然身处方外，但都心忧国家，心忧人民，如星星之火，作燎原之势，倾其全力，耗其全资，尽其全能，组织僧众，唤起民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抗日史歌。

 

出生于东台安丰盐商之家的当代著名高僧、原中国佛协名誉会长、华严座主应慈法师，在抗日战争时期于南京、上海等地弘法，敌伪曾几次要其出面主持法会，他以民族气节为重，断然拒绝。他在1943年出版的僧侣抗战工作史《奋迅集》再版序言中说：“当八·一三抗战军兴，敌寇之凶焰万丈，而我东南之重镇大上海，首当其冲。方是时，凡我中华志士，莫不奋臂挥戈，共卫祖国，敌忾同仇，人怀雪耻之心，士无反顾之恋。斯时也，我佛教明眼知识，首有僧侣救护队之组织焉。结在救死扶伤，实宏救世救人之大愿”。又说：“当国家清平之时，自应隐逸清修，一旦有事，仍当作狮子吼奋起以赴”。其救国爱民之心，跃然纸上。当时，佛教界有好心僧侣、朋友纷纷劝说他离开大陆，有的甚至已在海外为他安排好了条件优越的寺宇，他都婉言拒绝，坚留不走，投身抗日救亡的僧侣救护队组织工作。

 

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玉佛禅寺、静安古寺和河南开封大相国寺方丈的真禅法师，与其胞兄、原苏州市佛协筹委会主任心岩法师，也都是东台安丰人。抗日战争时期，心岩住持富安大圣律寺，真禅协助其创办佛学研究社，主持教学工作。大圣律寺遭到日寇狂轰滥炸。大敌当前，民族危机深重，他们兄弟二人挺身而出，投入抗日救亡洪流。心岩法师在当地组织僧抗会和抗日僧侣救护队，真禅积极为东台《民铎报》撰写文章，针砭时弊，以唤醒僧尼、民众起来抗争。汪伪时期，日本人拉他们出山参加日华佛教会，他们凛然拒绝。

 

曾任上海玉佛寺方丈、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参加《辞海》佛教条目编写工作的东台籍高僧苇舫法师，在“七·七”事变后主持武昌佛学院。武汉失守后，他赴渝以《净土宗月刊》和《海潮音》月刊为阵地，揭露日寇暴行，号召僧众参加救亡运动。1939年秋至1940年，他随太虚大师为团长的中国佛教访问团访问印度、锡兰、缅甸等国，宣传抗战政策，发表访问日记，争取了南方佛教国家赞成中国的抗战主张。

 

早年毕业于东台母里师范、曾任闽南佛学院代院长、浙江奉化雪窦寺住持的台湾善导寺已故导师、著名高僧大醒法师，1935年赴日考察佛教教育，与日僧关系很好。1936年，他回国住持淮阴觉津寺，创办觉津佛学院，培养僧才，发行《觉律月刊》，宣传人间佛教思想。中日战争爆发后，他联络苏北各寺院僧侣设立“苏北七县僧侣救护训练班”，并亲自领导训练战地救护人才，以卫国护教。并且，抗战期间，一直坚持随缘自修，从不与日本人合作。

 

辛亥革命之年生于东台的吴县圣恩寺第43代方丈融宗法师，在抗日战争期间，根据新四军太湖游击支队领导的指示，冒着生命危险，多次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甚至扣押拘禁，毫不屈服，机智地将圣恩寺内周朝的青铜器“邾公经钟”、明太祖御赐的“归山阁”、唐代的《华严塔轴》等一批珍贵文物保护下来，免遭了日寇抢掠。此外，他还组织僧众护寺、护林，为抗日游击队提供食宿，帮助放哨。从1942年至1945年间，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与抗日游击队员之间建立了深厚情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时期担任南京栖霞寺监院的寂然法师和1943年担任方丈的志开法师都是东台籍僧人。抗日战争中，他们带领全寺僧众护寺、护教、救济难民，其事迹令中外人士赞叹。在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进行了长达数周的大屠杀，南京城内大批难民为躲避日寇而涌入栖霞寺。面对日军的疯狂屠城，寂然法师和志开法师、月基法师率领僧众在寺内设佛教难民收容所，千方百计为难民筹措食品药物，甚至不惜牺牲地虎口夺食，组织弟子冒死从日本人手里窃取粮食和药物，救济难民。他们与日军斗智斗勇，多次临敌不惧，先后周旋4个月，营救难民24000（亦说30000）余名，被救人士中还包括国民党将领、德国和瑞典工程师等。为保护难民，寂然法师在三九寒冬被日寇赤裸身体以冷水从头到脚浇冻，毫不屈服。由于身心严重摧残，于1939年圆寂，1940年国人立碑纪念。这段悲壮故事目前已被拍摄成《栖霞寺1937》影片将与公众见面，成为爱国抗日的生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