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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宝权——走向世界的文化与友谊使者
单国友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每当人们读起这样的句子，都会为海燕的奋斗精神所震撼，为文章语言的精炼、情调的高昂所折服。把高尔基的《海燕》这部无产阶级文学的开山之作介绍到中国的人就是从东台走向世界的文化与友谊使者——戈宝权。今年是戈公逝世10周年，特发此文，以表纪念。
黄海之子
戈宝权的祖父戈铭烈（又名戈骏叔），是位鞠躬修身、翌翌守约的清末贡生，孙中山先生曾为其遗像和墓碑题字。父亲戈绍甲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创办多级小学任校长，后任县督学。三叔戈绍龙，是著名医学专家，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医学院，后任苏州医学院副院长，一级教授；姑母戈绍怡，一生从教。戈宝权家庭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生前曾回忆说：“每到农历过年，我家大门口总要贴上用新的红纸写的对联：诗书门第、忠恕传家。我家的堂名叫忠恕堂，灯笼上也贴着这三个字。我家几代都是读书人。家里有一个好的传统：忠恕的传统，即为人要忠厚，待人要恕道。这是知识分子家庭的要求。家里烟酒不入，吃、喝、嫖、赌四件事情不准入门。”戈宝权幼年家境贫寒，父亲和二叔同时考上南通师范，但因祖父无力负担两个儿子同时读书，于是只让他父亲就学，二叔只好到上海谋生。戈宝权兄妹九人，因他厚道孝顺，勤奋好学，深受祖父母和父母的喜爱。祖父亲自教3岁的戈宝权识字。
戈家藏书很多，有邹容的《革命军》、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鲁迅的《呐喊》《彷徨》、郭沫若的《女神》和郁达夫作品等，还订阅了《东方杂志》、《新中华》等10多种报刊，意大利作家的《爱的教育》。戈宝权的祖父辈们很早就接触到新学和民主思想，叔父戈公振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新闻记者，视戈宝权如同己出，时常从上海寄《安徒生童话集》、《托尔斯儿童文学类编》等书。戈宝权童年时深受戈公振教诲，三岁时，戈公振从上海回东台送给他的一盒积木上写着：“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二叔的题词，对他毕生的生活、学习、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一生的座右铭。
戈宝权5岁入学，4年初小，3年高小，1925年考进张謇先生办的东台母里师范读书。1928年，戈宝权从母里师范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上海大夏大学（本科法学院经济系预科文科班）。从此，15岁的戈宝权离开故乡走上外出求学之路。
初出茅庐
刚进大学不久，戈宝权在《文学周报》七卷三期上读到赵景深写的《小泉八云谈中国鬼》的文章，从小浸泡在董永七仙女传说之中的他觉得作者对神话写得不够，当即去信，说明实为董永卖身葬父路遇织女（七仙女）的故事，在刊物上发表后，师生们都为他故事的真实可靠、文笔的曲折多变、语言的清新、见解的脱俗而喝彩。这封信成了他在文艺刊物上崭露头角的处女作。
戈宝权在大夏大学读书期间是在苦学中度过的。他学习英、法、日语，自学世界语，后又学习俄语。学的是经济专业本科，但喜欢文学。他如饥似渴地汲取文史方面的知识，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特别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著名俄罗斯文学作品。他时常步行到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去买廉价的《改造文库》、《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等日文进步书籍以及夏目漱石、菊池宽等人的作品。在内山书店曾几次见到鲁迅，在大学里听了鲁迅《象牙塔与蜗牛庐》和丁玲的精彩演讲。加之读过鲁迅译的《毁灭》、曹靖华的《铁流》等书，对他后来走上研究和翻译俄罗斯文学的道路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此期间，戈宝权还翻译了拜伦、雪莱和罗塞蒂的抒情诗，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从日文转译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访问记等。这可以说是戈宝权最早的译著。
学制四年，戈宝权只用三年半就读完，拿到学士学位。1932年，校长欧元怀推荐戈宝权到《时事新报》出版部当编辑，从此走上编辑、翻译和记者的人生之路。在《新生》周刊，撰写一系列《名人及名著提要》的文字，先后发表了《托马斯·摩尔的生平及其〈乌托邦〉》、《苏格拉底及〈柏拉图对话录〉》、《柏拉图及〈理想国〉》等。
走向世界
1935年2月，22岁的戈宝权以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兼《新生周刊》、《世界知识》、《申报周刊》特约通讯员身份去莫斯科。他时常谈起首次出国前的情景：“我出国前回了一次家乡东台，告诉家里我要到苏联去。妈妈哭得伤心极了，真是生离死别。临走那天早晨，妈妈对我说：‘‘没有什么东西给你，给你七块钱，你随便买些什么吧。’这七块银元我没有用，后来分给了兄弟姊妹每人一块，以作纪念。想不到这次同父母告别，竟成了永别！离家后，我经过南京到了上海，向姑母和陈西禾告别，就到苏联去了。”
三年的驻苏记者生活，戈宝权全身心投入，经常为国内报刊撰写专题文章，介绍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文学艺术成就及工农业建设的发展情况。曾应邀参加纪念托尔斯泰活动并访问其故乡，参加高尔基葬礼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遗体告别仪式。他写的长篇通讯《高尔基的逝世与葬礼》在上海出版的《文学》月刊面世，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
1938年1月，戈宝权经由西欧从马赛乘船回国参加抗战，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工作，任编辑。周恩来对他远渡重洋，万里归来，参加全民的抗日战争，表示赞赏和欢迎。周恩来对戈宝权政治上很关心，批准戈宝权入党，要他做“秘密党员”，直到1949年4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出发前，周总理才让其身份公开。戈宝权在重庆生重病，周恩来嘱王昆仑，请来名中医邹云翔，将他从死神手中夺回来，传为佳话，郭沫若曾撰文加以赞扬。1941年，周恩来为了隐蔽精干，找宝权个别谈话：“经中央研究决定，派你到香港去，让你办文艺刊物，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日战争，并代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抗日捐款。”出了重庆，周恩来还叫《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文章，造成戈宝权仍在重庆的假象。日军占领港岛后，周恩来指示广东抗日游击队（即后来的东江纵队），要千方百计从虎口营救茅盾、夏衍、柳亚子、邹韬奋、戈宝权、胡绳等一批文化名人。戈宝权到达东江抗日游击区后，加入抗日游击队，后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发表了大量译著。他的部分译作周恩来很赞赏，并为译著《六月在顿河》、《英雄的斯大林城》两书题写了书名。日军占领东台城后，戈绍甲带领家人避居大樊庄，贫病交加，夫妇相继病故，子女共九人，除宝权在外参加革命工作，其余均失学在家，生活无着。周恩来知道后，密电指示我苏中行署专员陈扬，通过爱国民主人士汪湘纶将一笔款子转交给宝权的弟妹。1945年8月，毛泽东飞赴重庆谈判当天下午，就到红岩村接见我党驻重庆的同志，毛泽东见到戈宝权时说：“你是个俄国文学研究家。”还问：“戈公振是你哥哥还是叔叔？我读过他的书。”戈宝权答道：“是我叔父。”毛泽东又说：“我一生最服膺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叔叔。”
日本宣布投降后，周恩来根据戈宝权系我国爱国名记戈公振之侄，对上海文化、教育、艺术界名人，多有交往，就叫戈宝权先搭乘生活书店的船（运纸型、器材）去沪，筹划《新华日报》和《群众》的出版事宜，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6年6月，周恩来到上海筹建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设在马思南路107号（今恩南路73号），戈宝权常去回报工作，听取指示。国共两党谈判破裂后，办事处撤回延安之前，周恩来对戈宝权说：“我们走了。你还须留在上海继续工作，能够留到什么时候就留到什么时候，党中央决定让你到塔斯社去工作，那里安全有保障。”1948年下半年，戈宝权的名字在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的位次已上升到前几位。党中央决定让戈宝权乘苏联轮船，由上海经海参崴去苏联。1949年1月抵达海参崴，稍事休息，正准备登上西去莫斯科的列车，突然接到周恩来火速回国接受新任务的加急电报。戈宝权折回哈尔滨，过了几个月后，戈宝权才知道，要他参加中共代表团，协助刘少奇工作，完成秘密访苏重大使命。3
从1938年至1945年，戈宝权分别在《群众周刊》、《新华日报》、《笔谈》、《华商报》四种刊物上发表345篇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推荐戈宝权任我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行大使权，接收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对东欧等国开展外交工作。36岁的戈宝权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政务和文化参赞，成为新中国任命派往国外的第一位外交官。他全身心投入到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往中。1954年，他奉调回国，任中苏友协总会副秘书长，多次应邀访问苏联、波兰、捷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的讲坛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操着东台方言的声音。改革开放以后，戈宝权着重研究了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著有《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和《阿Q正传>在国外》等。发表论文《鲁迅和史沫特莱的友谊》、《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友谊》、《鲁迅和增田涉》、《鲁迅和普实克》、《鲁迅和爱先珂》等。还对郭沫若和茅盾进行了研究，写有《郭沫若与外国文学》和《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等。2002年，戈宝权大型画册出版发行，江泽民题词“文化和友谊的使者”。李鹏题词：“传播世界文学名著，增进各国人民友谊。”
故乡情深
戈宝权一生应邀出国访问70次之多，30多个国家的著名高等学府里留下他的足迹和浓浓的东台乡音。“我是喝城河里的水，吃西乡的米和东乡的盐长大的。”从东台走向革命道路，走向世界的戈宝权，时刻眷念家乡，时刻牵挂家乡，时刻关注家乡，故乡的一草一木，是戈宝权一生难以割舍的情结。
在外地工作期间，他曾在《中国烹饪》杂志上专门撰文《漫谈家乡味》，介绍他所钟爱的东台鱼汤面、脆鱼、京江蹄、油炸臭干……1988年，戈宝权专程回到家乡，在母校东台师范与学生交流，并作学术报告。将珍藏多年的译著及杂志近两千册赠送给东台市图书馆，其中有他的叔父、我国新闻史学拓荒者戈公振早期写的新闻专著《中国报学史》。有他参加编审和注释的《戈宝权全集》。市政府建立了“戈宝权图书馆”，用于收藏戈宝权的赠书。
1999年春天，东台师范80年校庆前夕，戈宝权因年事已高，派夫人梁培兰专程来校祝贺，并赠送画册《文化和友谊的使者戈宝权》。戈宝权家藏书多为善本、珍本，计两万余册，1986年他毅然将这一生的心血全部捐给省图书馆。省政府为表彰这一义举，给他一笔可观的奖金，他以这笔款子，设立“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奖掖、扶持年轻的翻译工作者。
2000年5月15日，戈宝权在南京因病逝世。遵其遗嘱，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向遗体告别仪式，捐献角膜供医院之用。5月30日上午8时50分，低回的哀乐声中，戈宝权的骨灰，在江苏省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许京安、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叶南客等的陪同下，由戈宝权夫人梁培兰女士护送，回到了让戈宝权魂牵梦绕的故乡——东台。